嘚嘚的马蹄声敲碎了清晨的寂静，几名骑士的身影自晨雾中浮现，向着北京行去。
廖三娘打头走在前面，她的身体柔软而富有弹性，她左手持缰，上身与马的脊椎保持垂直，身体随着马匹的行进轻柔的律动，人与马形成无间的默契。
廖三娘松了松缰绳，左手的重量感消失，马的头颈垂下，说明她放弃了对马的控制，任由马儿沿着道路闲适的徐徐而行。
廖三娘抬起右手摸了摸竖起的衣领，领角处有一点凸起，那是一粒致命的毒药，一低头就可以咬到，女人被俘，要面对比男人痛苦百倍的折磨。刀枪丛中滚过的女人，从不吝惜死亡，对死亡的漠视，让死神止步，刀头的血，永远是别人的。
微仰起头，她有些出神，从冷老爷失踪算起，已经过去一天半了，廖三娘其间只睡了几个小时，剩下时间都在城内外奔波，她撒下人手，联络了京城周边几处干道旁村县的地头蛇，主要是各处的役吏、皂隶，这些低等公人掌握着地方侦缉、治安管理的公权力，这些人能够节制地方上帮衬公门的逸夫、白捕，有很大地方活动能量，重点查冷老板的马匹，马匹目标大、见过的人多、易辨认，从这些入手，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大一些。
李儒风在北京坐镇，打点各方关系，处置随时可能到来的勒索信和中间人，在大明这个男性社会里，人们总是更信任男人。
廖三娘心底对排查不抱太大希望，这些靠财货收买的民间人员为了邀功领赏，往往会谎报、虚报，提供的大多是无用信息。从劫匪的角度，丢弃了车辆却舍不得马匹，留下了最大的一个线索。但是马匹和马车不同，通行能力高了许多，大道可以走小路，亦能走野地，漏洞像网眼一样多，廖三娘和襄理们一样，能做的不多，但她不能多想，心慌了，办不成事。
自从廖三娘来到北京，就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距离广州越远，澳宋的影响力衰减的越严重。
京师站在所有外派站里是最独特的存在，也是所有外派站里澳宋色彩最淡的驻外站。
京师，大明的政治中心，眼线密布、厂卫遍地，所有的特立独行都意味着离经叛道，一旦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京师站立刻会成为最靓的标靶。
孤悬于外的京师站，出于掩护的考虑，除了金融制度因工作对接需要予以保留外，不管是和连盛、德隆还是冷宅，所有澳宋习俗全部改行大明礼法。并且尽量少用归化民员工，在不重要的岗位上几乎全部是本地和就近招募来的员工。他们完全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教方式管理，主要依靠契约、店规、家法、官法进行约束，这导致不多的来自临高的外派人员快速的逆向同化，重新回复了大明的生活习惯。
李儒风说的所谓规矩，实际上从来没有被严格遵守过，即便在近代，缺乏监督和即时的通讯工具，仅依靠员工自觉，也会导致规章制度的废驰。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京师站，僵硬的规条往往无法适应错综复杂、随时变化的局势，变通成为了常态，各种临高的规章制度在一次次的变通下成为一纸空文，能确实执行的反而是简单粗暴的封建家法。
廖三娘曾经从其他外派人员口中听到过抱怨，一个外派站如果只有一位元老做主，那必然是一言堂，经常会搞出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阳奉阴违的小把戏。有些“违反规定”的事情，后来一度还闹出过安保事件来。这些都是进过相关教材的。
冷老爷是规则的制定者，京师站所有的规矩都是用来管理他人的，关于警卫、出行路线的临时变更很多时候是冷老爷自己决定的――这让李儒风关于规矩的说法听起来更像是事故发生后的托词和推脱责任。
冷老爷会给当朝大老跪拜磕头，但在京师站内部，冷老爷是绝对的领导，拥有不可推翻的权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敢质疑。
就他的为人来说，廖三娘是相当钦佩的。他和大多数元老一样，并没有出身豪门那种冷酷的杀伐果断，反倒颇为正直善良。平日里即不沉溺女色，也对游乐宴饮没什么兴趣。在京师站的人事公务上也算得上公正，业务上更是一把能手。但是，廖三娘总觉得这位冷老爷的骨子里，带着某些不甘寂寞的因子。表面上看，他在京师站过得是循规蹈矩的日子，谨慎小心的应对着周边的一切。但是总有某种“做大事”的冲动。
他人很随和，经常会跟临高来的员工开开玩笑，冷老爷曾经在对廖三娘打趣外派的元老们时说过：元老院对待外派元老们就像是在买彩票，而且每天都能中五百万，并且已经连续中奖十年。毕竟外派元老们面对的从来不仅仅是各方的敌人，更多要面对种种乱世人祸、天灾、疾病和无数不可预知的意外。
元老院的伟大在自然的天威面前不值一晒，在简陋的保卫、卫生、防灾条件下奔波乱世，十年没有发生外派元老死亡、残疾、失踪的事故，这本身就是个足以让元老院自矜的奇迹，虽然其中多次是依靠命运的眷顾，但在唯结果论和个人价值实现的个人冒进主义的亢奋下，许多问题被各种外派成绩的光芒暂时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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