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商人这个阶级一直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压，范蠡，吕不韦这样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商人备受歧视，首先是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坦诚相待。
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
“无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时间一长，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其次是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是讲究“男耕女织”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自然对贸易需求大大降低。
因此在古代商品贸易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加上交通不发达，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货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简直就是流浪人员一般。
古代人讲究安稳，希望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对于货郎这些人自然不会高看一眼。
真正的大商人，从秦代以后就少之又少，一直到宋代，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更多是作为权贵的附庸存在。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货币的不发达。
商人贸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货币的支持，秦汉时期钱币主要是金属的货币，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不仅财务不安全，贸易的规模也不会很大。
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钱粪土，清高的读书人自然会嗤之以鼻。而且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封建统治者最怕别人造反，一旦有人富可敌国，谁都保不准他会干什么事，如果他资助了造反的乱贼，皇帝又要换了别人来做。
沈万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明确地说明了商人在地位上的地下。
在秦朝时，商人即使富得流油，也不可以穿丝绸衣物。唐朝时，商人不能入朝为官，直到明清，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转变，从富商巨贾仕途无路到富商巨贾仕途有路。
这不仅仅有社会发展的原因，更因为一直到明清时期，全世界的白银都流入中国，这才支撑起来了商人阶级的货币规模。
如今还是明朝初期，不管是黄金，还是白银的数量都不多，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更不能满足商人的交换。
连朝廷发俸禄都需要用布匹，丝绸，香料，木料来替代，商人们就是有再多的货物，交换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个时代的商人们，哪怕家财万贯，但是让他们拿出一万两白银出来，都几乎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财富都不是金银，而是实物，土地。
苏州的织造商户能一次性拿出来十万匹丝绸的商户有不少，这些丝绸按照价值来说，能值二三十万两银子，甚至更高。
但是他们不可能一次性换来这么多的银子，因为市面上的银子数量有限。
所以他们只能跟內监交易，从內监的手里换来他们需要的粮食，工具，物资，只有少部分才能换到流通的金银。
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后，东瀛和南洋的金银大量流入华夏，商贸的规模才逐渐扩大。
到了十六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然后这些金银大量地流入华夏，才让商人阶级卸掉了一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桎梏。
南朝梁人殷芸的《殷芸小说·吴蜀人》一文里写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其实这只是一种比喻，人不可能骑鹤，更不可能腰缠十万贯。
按照南北朝时期的铜钱，一个差不多两三克，一贯就是两三公斤。十万贯就是二三十万公斤，也就是两三百吨，用小船装都要几十艘，用车拉要几百辆车。
谁有这么牛，能缠在腰上！
比如说蒲家从唐代到越南，然后又到广州，到泉州，他们家族发展到最大的时候，自有上千条海船，挂靠的海船超过了两千艘，垄断了整个香料贸易。
但是金银的数量依旧不多，更多的时候是以货易货，商业的规模再大也要受制于整个社会的金银流通。
泉州的茶叶商人，青瓷商人们一个个富可敌国，让他们拿货出来有，但是他们拥有的金银的数量相对于整个贸易规模，也差距甚多。
所以这个时代，即便是朱瞻基不用银行来进行调节，只要控制了外来的金银输入，也能用內监控制住整个国家的商业。
但是，这种模式严重制约了商业的发展，所以他才想到了利用银行来控制商业。
并且利用封爵来提高商人的地位，虽然只是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对这些商人的诱惑，却不是一般的大。
商人们的地位低下，大明立国以后，对沿海的异族人控制甚严，艾哈迈德他们这些人更是备受防范。
现在他们如同看到了黑暗里的灯塔，若是能够获得授勋，他们每个人都会不吝钱财，跻身大明的上层阶级。
郑和也没有隐瞒，将获得授勋五人的经历讲了出来。宁波仇和获得授勋是因为与朱瞻基的合作，并且在朱瞻基的影响下，在家乡修路架桥，便利百姓。
宁波吴进文是因为在去年甬江大水期间放粮赈灾，绍兴韩一郎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舍弃家产，一直在家乡推行共产，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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