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郝文明把我和孙胖子带到了楼下的调查一室。出了局长办公室，郝主任的话多了起来，和他刚才沉默寡言的形象判若两人，我还挺好奇他怎么变得这么快，还没进一室就已经小沈、胖子地叫开了。
调查一室是一个大开间的格局，办公区域分成两块，外面大的办公区域摆着十来张办公桌，里面小的办公区域是郝文明单独的办公室。我粗看了一下，各种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只是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门口那两张桌子归你们俩了。”郝文明指着最外边两张办公桌说道，“我们一室加上你们俩刚好十个人，不过他们大都被二室借走了，得过半个月才能回来。还剩一个人给你们介绍一下，破军，破军！人呢？”
“这儿呢。”声音是从我们身后传来的。我和胖子回头一看，一个两米多高的巨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来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的年纪，虽然身材高大，动作却十分灵活。走到我身边时，我目测了一下，胖子不用说了，我一米七八的身高还到不了他的肩膀。这人见到郝文明说道：“郝头，五室的欧阳主任来电话，让你带着新人去他那儿领装备，他着急下班。”这几句话是一个调门下来的，没有任何的声调顿挫。
“老左他着什么急？让他等会儿吧。来，我介绍一下。”他一指大个子，“他叫濮军，我们这儿叫白了，叫成破军了。他比你们早来了几年，在民调局也算是老人了。”
说完又朝破军指着我和胖子：“他叫沈辣，旁边的胖子叫孙德胜。不是我说，你们俩的名字起得都没劲，干脆以后叫辣子、孙大圣得了。”
我倒是无所谓，以前在部队也是这么叫的。孙胖子也是大大咧咧一笑：“成啊，就是一个代号嘛，叫我孙胖子也没问题。”
我们和破军客气了几句。郝文明又带我们出了调查一室，在民调局楼里转了一圈，一路上还是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到了四楼，就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斜靠着一个老头，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调查五室。
老头看见郝文明就急了，操着一嘴的陕西话，冲郝主任嚷嚷道：“咦，你这瓜怂，可算来咧。”郝文明白了老头一眼，回了他几句京片子：“老左，你着什么急，不是我说你，这才几点？”
老头是真着急了，不再理会郝文明。从地上拿起两个带有密码锁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孙胖子面前：“你俩是新来的吧，甚事都不要说咧。这是民调局的装备，你俩先拿走，手续以后再办。”说完都等不及电梯，直接冲下了楼梯。
我和胖子手捧着箱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郝文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八成他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说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说：“给你们找个地方试试装备，顺便再给你们讲讲民调局的事儿。”
1982年，一个叫“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部门从公安部分离了出去。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低调得离谱，甚至连公安内部也没几个人能确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质和权限。
其实这个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有了，是在国民党时期“宗教事务处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的前身是首都卫戍部队特别科，后来归到了公安部，当时的名称是“公安部特殊档案管理处”。
这个特殊档案处的班底只有七个人，一个主任，六个办事员。第一任主任由朝鲜回国志愿军的团政委转业担任，六个办事员具体情况不详，这样的班底成就了几十年后民调局六个调查室的格局。
特殊档案处成立初期，办公地址选在了首都郊区（现在民调局的所在）。当时这里算是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部里的财务每月来发一次工资和办公经费之外（很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公安部领），就很少有外人来过。
这七个人平时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记录新中国成立前各个时期的档案和旧报纸，甚至还去故宫博物院借阅、誊抄了清明两代的宫廷档案。然后六名办事员轮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个月。去哪儿？办什么事？从没有人过问。
办事员每次外出前，都要带足上千元的办公经费（当时算是巨款了），再加上上万斤的全国粮票，以及一摞子盖着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难能可贵的是每次回来，经费和粮票都花得一干二净，偶尔可能会剩一两张介绍信没有用完。
回来的办事员也不是空手而归，每次都会几卡车几卡车地往回运东西，车上的东西捂得严严实实。至于运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只是每当这个时候，档案处全部人马都会跑到仓库里，一连几天待在里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特殊时期，特殊档案管理处的第一任主任到点离休。公安部一位姓张的司长为了躲避批斗，看中了这里够生僻，主动要求来到档案处接班。
不过消息走漏，新主任上任没有几天，就有两辆大解放车各载着二三十号“造反小将”浩浩荡荡杀来了。他们本来是想直接将那位新主任拉出来批斗的，可当“小将”们听说了还有特殊档案管理处这么个从未去过的单位存在，就变了主意。“运动”开始这么多年了，还有没被批斗过的单位？这像话吗？这简直是对“运动”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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