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切梅斯基中尉和他的手下损失极其轻微。此外，他们不仅消灭了敌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将前来参与解围的龙军的突击部队指挥官击成重伤。反击部队之后安全的回到了原阵地。但是几天后龙军防线还是在苏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下变得千疮百孔。
此时涅瓦河心的十月革命岛也在进行着一场激战，这里曾经是列宁格勒着名的运动场，着名的咖啡馆和浴场聚集地。现在是一块最理想的补给空投地点和最后一条飞往“血野”广场的运输机路线。苏联的红海军和NDV的部队正守卫着这块仅有430米宽的狭长地带，向试图登陆的龙军突击部队拼死反击，机枪和冲锋枪将渡河的龙军突击部队成片成片扫倒在水中。但是，那些幸存者仿佛不为所动。特别是那些帝国战斗工兵团的士兵，依然充满极大的战斗热情向着对方的阵地冲过去。这座昔日宁静安逸的小岛现在已化成了交战双方的“绞肉机”！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朱可夫开始拟定接下来的计划，在用尽了一切之后他已经看不出继续坚守这座城市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一直不予批准，因为这位苏联的最高统帅正在忙于的战斗。他希望列宁格勒能够拖延大量的龙军，人数拖得越多，的威胁也就越小。于是他仍旧严令死守。
现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场绝望的战斗。6月底就已少得可怜的空中补给虽然经历了几次反弹，但是到了7月就几乎完全中断，士兵们的手中的枪支由于缺少弹药而失去作用，第13步兵师的一名士兵不无嘲讽的说：“我们活象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挥舞着没子弹的步枪，把它当成长矛向中国人戳去。”
每人每日的口粮也减至一个150个的面包圈，一勺马肉和5克黄油。消极情绪开始在前线和平民避难所中不可抑制的蔓延。刚刚组建的城市赤卫队新兵的士气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有大批士兵丢下武器，他们枪杀了带队的军官，成群结队的逃向龙军阵地。
更悲惨的情形发生在市内的伤员中，当时大约有1万余名缺衣少药的苏联伤兵聚集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在一份日常报告中，斯大林格勒地区总书记日丹诺夫以一种和先前冷静态度截然不同的语气描述了伤员的情况：“由于缺少药品和急救措施，再加上气温降至零度以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将在几天之内悲惨地死去。在斯大林格勒城市里面的军医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拯救负伤的军人们：斯大林格勒大学医学院的首席教授布勒托尔教授在自己受重伤之时依然在前线坚守岗位，直到最终殉职。第52集团军的主任医官长泽格勒尔军医中校在缺少药品的情况下全力挽回了第66步兵团团长外还有红海军炮兵团的纳佩军医中尉以及其余的许多苏联军医，和少数勇敢的俄国女护士们一道，为众多垂危的伤员们进行最后的护理。而那些被清理的东正教牧师和教士也走出了教堂和监狱，他们在为濒死的士兵们减轻痛苦和恐惧。阵地上随处可见这些神职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垂死者耳边吟颂着自俄国沙皇时期时期开始一直在俄国军队中流传的传统的祷词，只不过经过了政工人员的修改，祷词是：以的名义而战，我们无罪。”
7月18日，北京。进入7月的北京国际机场忽然变得异常忙碌起来。在机场驻守的中国空军部队和治安部队得到了来自北京卫戍部队的消息立刻封锁机场。
半个小时之后，十几辆黑色的北京牌轿车如同幽灵一样开进了机场的大门，然后直直的停在停机坪上。又过了一会儿。一架巨大的飞机撕开了浓浓的雨雾，直直的冲向汽车旁边的跑道，很快那架飞机稳稳当当的停在了机场上。
一会儿功夫，飞机的舱门打开了，一个身着灰色军服的人从飞机上面走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些原本停在旁边的轿车车门立刻打开。几个身着黑色西装的高级特工围了上去，然后他们朝着正从舷梯上下来的那个军官行军礼。当然，那个人也很快的回礼。接着，他就钻入了其中的一辆汽车里面。
“殿下。”坐在车子里面的一个高个子军官小心翼翼的对这个将军说道，他前面坐着的正是帝国远东军总司令、大皇子溥寅。
“嗯！”溥寅有气无力地回答道，现在他的心思完全不在旁边的赵秉钧身上，满脑子都是斯大林格勒。现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局已经打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虽然龙军从空中到地面再到海洋乃至补给线路都已经占到了全部的优势。但是，苏联人还就是死战不退，他们死死的守住每一个地方，面对中国人的兵力和武器优势就是不投降。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战法还真的让他感到无奈。
溥寅也知道，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围困，利用自己的重兵将整个城市团团的围住，然后等到对方的弹药和人员消耗完毕之后再发动攻击，但是现在的条件对于他而言并不允许。首先是时间，随着10月份的到来。冬将军的威力已经开始显现，龙军的行动能力一再受到寒冷天气的困扰。此外，龙军高层对于仍然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迫切的需要溥寅将自己手中庞大的装甲部队调往中央战线来加强一线的攻势。所以，留给溥寅手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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