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王陵跪倒在自己身前，忧心忡忡的拱手望向自己，刘盈只五味陈杂的弯下腰，将王陵先从地上扶起。
待王陵直起身，却依旧一副‘陛下不给个答复，臣还能再跪一个’的架势，刘盈才苦笑着低下头，面带愁苦的陷入思虑之中。
陵邑制度有多么重要？
刘盈当然知道！
不单身为天子的刘盈知道，但凡是一个脑子没泡，屁股不歪的官员，即便是一百石俸禄都没有的无秩佐吏，也必然知道！
封建时代的首要社会矛盾是什么？
——土地！
那通过土地兼并，来加剧社会矛盾，从而为政权疯狂减寿命的是谁？
——豪强！
而陵邑制度，便是人类史上，唯二的解决土地兼并、地方豪强尾大不掉、中央政权无法掌控地方的方法之一。
至于另外一个方法，则是后世新时代的土地国有制。
除了极具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流氓’特色的陵邑制度，有且仅有土地国有制，能避免政权因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而走向灭亡。
而阻止土地兼并，是底层百姓和政权双赢的举措。
原因很简单：对于封建政权而言，比起从贫民农户手里收税，从地方豪强，乃至门阀世家手里收税，无论是难度还是成本，都会高出一大截；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包括刘汉在内的每一个封建政权，都会想方设法阻止土地兼并——即便最终，也并没人曾想到过除陵邑制度、土地国有制之外的任何办法。
封建政权的皇帝本身，就是普天之下最大的豪强！
这么说，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皇帝，怎么会是豪强呢？
但稍微一类比就不难发现：从逻辑和本质上来讲，皇帝和豪强，根本就是同一个物种；
唯一的区别只在于：皇帝这个豪强，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
——作为地方豪强，自然是要营造好的名声，争取从当地百姓口中，得到一个‘乡绅’的评价；
那作为封建皇帝，又何尝不需要声望、名望，何尝不需要天下百姓，给出一个‘贤君’的赞誉？
——地方豪强的盈利手段，是将自己拥有的土地给佃农种植，并收取部分收获作为佃租；
那封建皇帝，或者说封建政权的税收，又何尝不是从全天下的百姓手中，收取‘佃租’？
至于其他方面，那更是不用提了。
朝臣百官，不就是替豪强操持家业的管家、掌事？
底层官吏，不就是具体做事的奴仆？
即便是军队，也同样能从豪强的手中，发现类似的群体。
——边防部队，不就是守卫庄园的打手混混狗腿子？？？
所以，说白了，封建皇帝对豪强群体的恶意，其最根本的来由，不外乎一句：朕绝不允许这天下，出现除了朕以外的第二家豪强！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抛开什么宗庙、社稷，乃至政权安稳、社会稳定等等一系列一因素，单就是出于‘自己成为天底下唯一的豪强，绝不给第二个豪强出头之日’，封建皇帝也必然会对地方豪强，乃至后来的门阀世家们深恶痛绝。
——这天底下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那都是朕的！
——就连你这个人，也是朕的！
——你自己都是朕的，你又凭什么抢朕的东西，奴役朕的子民？！！
这样的逻辑出发点，足以保证任何镇压豪强的举措，都会在现阶段的汉室畅行无阻；
同样的，任何想要取缔这些举措的行为，也必然会被整个朝野，乃至整个天下所阻止。
最主要的是：封建帝王，绝不会认为地方豪强、门阀世家势大，对自己、对封建王朝而言，是什么好事。
刘盈当然知道这一点。
即便从认知上，刘盈并不能说服自己，就是汉室最大的一家豪强家主，但压制地方豪强的重要性，也从未曾被刘盈抛于脑后。
至于暂停安陵、安陵邑的建造工作，也绝非是刘盈想借此，为日后废除陵邑制度铺路，仅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举动‘为天下先’，给地方郡县画下红线。
——朕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两年安生日子，就连皇陵都不修了，你一个千儿八百石的县令，还敢征劳于民？
但此刻，当王陵不顾公卿体面，当着建筑工地这一大票人的面，对自己跪地进谏之时，刘盈也才终是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
先例；
封建时代，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仅次于‘贪婪’的社会规律。
即便是在后世的司法建设中，同类型案件的判决先例，也依旧是后来的法官判案的重要依据；
而在封建时代，‘先例’的巨大能量，却远非后世人所能想象。
——在姬周之时，原本并没有所谓的天子之称，后世人口中的‘周天子’，实际上都被统一称为：周王。
如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到后来的周桓王姬林、周庄王姬佗，再到王朝末年的周赧王姬延，无一例外，都是‘周王’。
就连为周武灭商奠定基础，身为武王姬发太祖父的公亶父姬亶（dan），也同样被武王姬发尊为：周太王。
连开国之君都只是‘周武王’，王朝奠基人都只是‘周太王’，那周王朝的封建诸侯们，又怎么会被称为‘王’呢？
实际上，在最开始，周朝的封君们，确实没有人敢以‘王’自称——按照姬周分封的礼制，获封领土的封君，都被称之为某某公、某某侯，亦或是某某伯，某某子，乃至某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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