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亢州县物资局和亢州县乡镇企业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关系、跑指标，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只要跑来物质就的领导眼里的能人和红人。于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市场现象——官倒！
一些党政干部甚至部门机关，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木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管这些人称之为“官倒”。
随着林区的木材紧俏，一些地方就加大了公关的力度。林区许多权力部门也抬高价码，就将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的户口搭车弄到关内各个城市，有的举家离开寒冷的东北。
这些人大量涌入内地，由于北京户口管制严格，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北京周边地方，也有一部分人随木头南下，到达了内陆和沿海一带的城市。
亢州管这部分人叫“木头人”。
除去中省地直单位职工的户口外，在亢州的外来人口中占主要比重的就是这些“木头人。”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家庭背景，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很大的活动能量，几乎渗透在亢州各个领导岗位。
有的原来在林区可能就是普通工人，但是到了亢州后，身份就有可能转为国家干部或者是科级干部。这也是后来导致王家栋落马的一个主要问题。
据说任小亮只是林区某个林场的办公室一名普通文秘人员，到了亢州后，一跃成为副科级干部。直接进入亢州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两年后，被范卫东力荐到到北城任党委副书记。那年他才35岁。
在亢州权力的金字塔中，书记市长自然不必说，那是塔中的顶尖人物，比他们稍逊一些的就是那些盘踞多年的老政客们了。除去书记市长，能够与王家栋过手的恐怕只有范卫东了。
在亢州的权力场中，无论是过去十年派系斗争期间还是最近亢州的权力更替过程中，王家栋和范卫东始终不睦。
凡是王家栋拥护的，范卫东无论对错一定要反对；凡是王家栋反对的范卫东一定要拥护。反之王家栋对范卫东也是如此。
两人从来都不避嫌，明里暗里地较量。有的时候闹大了，樊文良出来就说上几句话，事态很快就平息了。
上任县长就曾建议过把他们分开，推荐其中一个出去任任个副处级，但是樊文良始终没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最近两三年，范卫东一个显著的弱势就是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不再像过去那么好斗，一般在亢州的权力分割中，他是占不了上风的。所以，任小亮也只能按规则出去任实职，绝无破格或者重用之说。
自从当上副书记后，任小亮就暗中向更加强势的王家栋靠拢，他主管的党建工作做的很出色，跟组织部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好几次组织部的活动都是由北城区承办的。
另外，任小亮也巧妙的暗中帮助王圆的经贸公司做成了几笔木材生意。
这事别人或许不知，但是彭长宜却知道。有一次彭长宜听见王家栋打电话，斥责对方说道：
“你不愿意上班愿意做生意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许把手伸到我这里来，不许动用我的关系，别以为你们做的事我不知道，那几单木材是怎么回事？你也不想想，别人帮助你，能不让我知道吗？即便不直接告诉我，总会有些暗示让我明白的。”
对方好像在辩解什么，王家栋严厉的说道：“什么利益，别蒙人了，人家不会看重跟你合作的利益的。总之以后你给我注意，把事情办利落一些，别留下什么把柄给别人！”说完，“啪”的挂断了电话。
他气得脸有些白，看了彭长宜一眼，愤愤的说道：“我真是作孽，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他了！”
彭长宜断定，这个电话定是部长的儿子王圆无疑。因为他对儿子脚的残疾始终心存愧疚。
在王圆成长阶段，父亲王家栋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王圆凑合着上了高中，但打架斗殴是出了名，最后哪个学校都不要他了。
儿子不成器，这几乎成了王家栋夫妇的心病。后来王家栋执意要儿子去当兵，他认为部队的大熔炉绝对能教育好他的儿子。于是就把不到当兵年龄的王圆，送到了最艰苦最边远的边防部队。
儿子身残并光荣退伍后，他感觉儿子变了很多，成熟稳重得不像过去的那个儿子了。
不过王家栋感到很欣慰，毕竟是部队大熔炉，能够锻炼人，他甚至庆幸让儿子当了兵，只是那可恶的暴风雪……
王家栋把儿子安排到了市公安局上班，但是儿子对这种机关工作不感兴趣，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经商上。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办公司，就连党政部门都有三产，王圆就以单位的名义，跟北京的朋友办了金盾经贸公司，挂靠公安局。
尽管任小亮最先寄于的是范卫东门下，但是最近一二年中，他似乎开始脚踩两只船了，一直都在暗中努力向王家栋靠近，靠近王家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跟王圆的公司介绍木材业务。
对任小亮暗中转向的做法，彭长宜很是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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