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的头上从此就戴上了这顶帽子。
他戴着它做起了大都会公司的市场拓展。公司为他交五险一金，他拿底薪和拓展绩效。他身上背着经营指标，每个月都要计算这个月自己能有多少收入。如果当月的业绩不佳，公司付给他的底薪连房租都不够。
为了生存，李松只能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不停地奔跑。
他要去寻找更好的地段，更密集的商业场所，谈更便宜的租金。
公司检验李松的工作业绩是演出票房。他签下的每个场地，每个月售票的额度和他的绩效工资深度捆绑。
如果他签下的场地卖不出票，或者经营不佳，这会直接影响他自己的收入。
李松只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再去研究演出和演员。
他和公司签的合同是弹性工作制。大都会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有他一个工位。但李松几乎很少出现在这里。
他要去跑市场，看场地，晚上他还要去看演员们的演出。李松会认真地评估每一个演员的脱口秀剧本，会评估适合他们演出的场地。
一周中，至少有4个晚上，李松都会坐在上海的不同的酒吧、小剧场里，看自己公司的艺人们卖力的表演。
他坐在观众堆里，手边总会有一瓶免费的喜力啤酒或是一瓶加气矿泉水。那是他区别于普通观众的标志。这些场地都是他签下来的，每次来，都会有一瓶啤酒或矿泉水的优待。
李松戴着棒球帽坐在观众堆里，听着左右传来的笑声和口哨声，他会下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帽檐。这个时候，他和舞台很近，可距离理想又太远。
大都会的事业发展的很快。风投的钱排着队找来，公司的胃口和野心也做大了。他们不仅要做线下的喜剧演出，还要做电视综艺节目。公司要立足上海，走向全国、全世界。
李松从市场拓展专员，一路做到高级主管。他要谈的，除了演出场所还有演出市场。他要去的地方，除了上海，还有远方。
幸好他从事的是演出推广。这份工作把老少边穷地市直接屏蔽掉了。他去的地方都是一二线城市，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但他还是不喜欢离开上海。
他对山川湖海没有兴趣，对人文古迹也不好奇。在上海以外的任何城市，他觉得空气的味道都是咸的。
但他必须出差，有的时候还要说走就走。于是他的身上，又多了一个双肩背包。包里的东西永远是这几样：笔记本电脑、简单衣物和洗漱用具。
李松从不带行李箱。他用一种略带强制的信念，控制着自己随身的物品数量。他用这样的方式要求自己，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停留不能超过两天。
这次来到天安，李松也是这样打算。
通过邮件和微信，李松已经和“乐起来”的老板谈好了合作意向。在天安这个中部省会城市，“乐起来”的喜剧演员采用当地方言做线下演出，在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了一波轰动。
大都会看到了“乐起来”的市场前景，派李松和“乐起来”接洽业务。
“乐起来”是小公司，能被大都会看上，很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乐起来”的老板肖红亚以为自己的运势到了，准备出个价格坐等收购，可李松在邮件里和他谈的却是“合作意向”。
在微信上，李松能够感觉到肖红亚的态度，从热情高涨到一点点冷却。
从毕业到现在，李松在喜剧演出市场里干了7年。写喜剧是他从未改变的理想。他的包里永远带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因为他喜欢随时随地记录脑海中的灵光一现。
他为大都会的演员们写过段子，在评估演出场所和演员的匹配会上，他改过演员的文本。因为他是市场推广的高级主管，公司认为他的眼光具有市场价值。
事实也证明了李松的判断。他写的梗，改过的句子在演出时都没哑过。观众的反馈最能说明问题。公司的艺人们见到都他要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句“松哥”，那是他应得的。
在有喜剧理想，又深谙喜剧市场的李松眼里，肖红亚，就是个商人。
肖红亚对喜剧没有感情。他只是个酒吧老板。他的酒吧能挣钱，是因为他是天安第一个在酒吧里加入驻场歌手的老板。
肖红亚有经济头脑。他的酒吧签了十几个天安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学生。这些孩子下课后就抱着吉他来酒吧里演唱。肖红亚付出微薄的酬劳，就着他们的歌喉，卖出了天安最贵的啤酒。
肖红亚在去上海看过了酒吧脱口秀之后，又开始在酒吧里玩起了喜剧。
天安地处中部省份，可坐拥了5所211大学。大学生来自天南海北，他们拥有全世界最新的玩法和潮流。
肖红亚的酒吧脱口秀很快在大学生群体中打出了品牌。“乐起来”在天安大学生里的影响力就如同七年前的“大都会”在上海的地位。
不过，天安毕竟是天安。没有强大的经济、文化加持，天安的文化演出娱乐总是带着那么点小家子气。
“乐起来”发展到第二年就觉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当短视频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后，肖红亚更是坚定了信念：挣快钱！
大都会的李松找上门来，肖红亚按捺住狂喜，在微信上和李松一来一往地试探收购价格。李松并不是肖红亚口中的“李总”，他只是个打工人。他没有必要对肖红亚表现出一见如故，他真诚又直接地把大都会老板的意图转告给肖红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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