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往往觉得在夜间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间没有一个分界线。
在许多场合下，她没有去睡，却醒转过来，或者在睡后醒转时并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
如果威尔伯医生接纳她，这些事情就要和盘托出。
这一次，她立志要告诉医生。
否则，就象自己得了癌，但告诉医生自己只是伤风感冒。
可是，阿莉尔却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讲出真情。
她知道，若不讲真情，治疗就脱离现实。
因此，她怀疑恢复治疗到底是否明智之举。
她犹豫了六个星期，才断然行动。
在火车上，往事渐隐。
突然面临的，是现实，是她从费城仓卒迁移的现实。
自从她三岁半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都好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都好象是第一次。
自从她十四岁起对这种情况开始察觉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她都告诉自己一切重新来过，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在底特律，有过许多许多次发作，但即使这样，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发作都当作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一次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恐怖。
她感到这次在费城的发作必将卷土重来。
火车嚓嘎一声，停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阿莉尔拿起文件夹，离开火车，急匆匆钻进出租汽车。
她终于感到自己摆脱了对费城之事的烦人的忧虑和懊恼。
出租车将要拐进晨边车道，驶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区了。
她在9月，同特迪·里夫斯一起在这里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公寓。
她觉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宁。
公寓的门一打开，安宁便消失了。
卡普里这头猫，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哑的嗓门向她迎候。
这哀婉动人的猫嗓子，是控诉。
阿莉尔没有给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
卡普里是她唯一的伴侣，唯一的财富。
阿莉尔不会有意亏待任何小动物的，至少不会亏待她的宝贝卡普里。
但她已经亏待它了。
她扔下自己所爱的小猫，正如她自己在过去反复多次被自诩爱她的人们所扔下一样。
阿莉尔躺在床上，烦躁不眠。
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经历过的事告诉医生不可了。
但要走这一步，将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她回想自己当初来纽约后第一次见到威尔伯医生的情况。
由于热切的期待和焦躁，阿莉尔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
这里是以惠蒂尔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
屋里光线昏暗。
她朝四周一瞥。
靠近书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军蓝的华达呢上衣。
梳妆台上，是她那海军蓝的皮质手提包、海军蓝的丝质手套和海军蓝的帽子。
帽上还有一小块海军蓝面纱。
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的，是她那双海军蓝的浅口无带中跟皮鞋。
鞋里塞着灰色丝袜。
这一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
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
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阿莉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
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
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
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阿莉尔朝窗前走去。
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
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
六点半，时间还早。
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
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
笨鸟先飞吧。
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走去。
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
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
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
阿莉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
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
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
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
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
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
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
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
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
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
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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